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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镇子大生意

2021-12-15 15:50 作者:谢九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
中国产业集群调查

在中国经济的地理版图里,乡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,既是城市之尾,又是乡村之首,在很多方面兼具城市和乡村的特点。所以,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大循环体系里,乡镇经济承担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。向下,可以成为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重要突破口,向上,可以推动我国的城镇化建设。而从更高的层面来看,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,比如消费不足、就业问题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等等,乡镇经济都可以起到重要作用。

 

 

从历史上来看,乡镇经济曾经对中国经济做出过重大贡献。改革开放之后,原本作为重点的国企改革遭遇挫折,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,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,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高达三分之一。而乡镇企业的兴起让市场经济的种子最早开始萌芽,为后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和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。

 

 

90年代后期,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之下,乡镇企业逐渐式微,乡镇经济在中国的存在感越来越低。不过,随着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,乡镇经济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凸显,尤其是在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,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,乡镇经济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,对于打通中国经济的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。

“三农”问题的重要突破口

“三农”工作一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重。2020年,我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性胜利后,“三农”问题的重点开始发生变化。去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一个重要思路——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,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,这是“三农”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。“乡村振兴”由此成为我国“三农”工作的核心问题。

十九大报告中就正式提出了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”。随后几年,对于乡村振兴计划的布局不断升级。2018年,国务院提出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,计划“到2035年,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,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。到2050年,乡村全面振兴,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全面实现”。

我国在2020年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之后,乡村振兴计划进一步升级。今年年初,国务院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,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工作。今年4月份,全国人大通过了《乡村振兴促进法》,这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以“乡村振兴”命名的法律,从法律高度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全方位支持。

当乡村振兴战略被推到很高的层面之后,具体如何振兴就成为重中之重。在管理层历次发布的有关文件中,都将产业兴旺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。2018年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,“乡村振兴,产业兴旺是重点”。2019年,国务院发布《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》,更是明确提出,“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,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”。

2020年,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,获得了扶贫攻坚战的历史性胜利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农村的贫困现象已经消失,和城市居民相比,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比较明显。2020年,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,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,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.56倍,虽然和过去相比有所下降,但也还是处于较高水平,农民收入还是处于社会底层。

一直以来,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,这一现象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,但如果放眼全球,其实并非如此,在很多发达国家,农民收入其实比城市居民还高。美国的农户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7万多美元,而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6万多美元;在日本,农民收入也比城镇居民高,很多大城市的白领收入还不及农民,这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为什么我国的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,而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能够高于城市居民呢?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农业规模化程度较高,农业人口比例很低,美国的农业人口占比不到2%,日本的农业人口占比不到5%,而中国的农业人口比例超过40%。农业高度规模化既带来农业产值提高,更重要的是人均收入大幅提高。

除了农业人口结构的原因之外,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的原因还和收入结构相关。美国和日本的农民收入,绝大多数来自非农产业,而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当中,非农收入的比重还有待继续提高。

我国农民的收入传统上以务农经营收入为主,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规模越来越大,从2015年以来,工资性收入开始超过务农的经营性收入,成为农民的第一大收入来源。以2020年的数据来看,去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元,其中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为41.6%,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最大。这几年我国农民收入的提高,主要就是得益于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。

不过,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开始进入减速期,整体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大,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。另外,随着大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,部分农民工选择不再外出打工,从2010年起,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增长速度就开始逐年放缓,到了2020年,更是首次出现了负增长,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,比上年减少517万人,下降1.8%。除了总量减少,农民工群体还有一大变化趋势,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出远门,而是选择就近就业。2020年,在外出农民工中,跨省流动农民工7052万人,比上年减少456万人,下降6.1%;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58.4%,比上年提高1.5个百分点。

一方面,中国经济减速导致未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,与此同时,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选择就近就业,这就要求在县域和乡镇这样的微观层面,必须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。

改革开放之初,我国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,一度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,对经济总量和税收等带来重要贡献,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一度接近三成。乡镇企业还吸纳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,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,成为我国重要的就业蓄水池。

时隔40年之后,我国的乡镇经济完全有再度复兴的可能。当年乡镇企业的崛起,是靠改革开放的政策松动,以及农民自发的创造力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,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再是偏远闭塞的角落,而是和全国甚至全球紧密相连。我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接近60%,网民规模将近3亿人,占网民整体规模的比重接近3成,从新增数量来看,农村网民已经是我国网民新增的主力。

当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在农村越来越普及,农村和乡镇地区也就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,以山东曹县为代表的农村电商已经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。按照阿里研究院的标准,在农村地区,以行政村为单元,电子商务年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,本村活跃网店数量达到100家或当地家庭户数的10%,就可以认定为“淘宝村”;一个乡镇的淘宝村大于或等于3个,或者在阿里平台,一个乡镇一年电商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、活跃网店超过300个,就可以认定为“淘宝镇”。2021年,全国共有7000多个淘宝村,2000多个淘宝镇,每年以20%以上的速度稳定增长。

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,政策红利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,在当前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,政策层面的红利也是越来越多。今年刚修订的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,正式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入市,“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、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在一定年限内有偿使用”,并且重点提出“鼓励乡村重点产业和项目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”。一直以来,我国对于农村土地流转有很严格的限制,这使得农村土地价值无法得到真正体现,随着政策松动,农村巨大的土地红利将得到释放。

今年4月份,发改委提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,其中也专门提及了深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。“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,出台稳妥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指导意见。推动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率先健全宅基地分配、流转、抵押、退出、使用、收益、审批、监管等制度。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采取自营、出租、入股、合作等方式,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地上房屋。”

在城市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越来越贵的背景下,乡镇企业坐拥廉价且充沛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,在将来的产业竞争中具有极大的想象空间。当乡镇经济的潜力被释放出来,“三农”工作的很多深层次问题,都有望得到较好解决。

国务院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意见》,对于乡镇经济给予了很高的期待,“发挥镇(乡)上连县、下连村的纽带作用,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以镇(乡)所在地为中心的产业集群。支持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重心下沉,向有条件的镇(乡)和物流节点集中。引导特色小镇立足产业基础,加快要素聚集和业态创新,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”。

在“三农”工作的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之后,发展乡镇经济有望成为“三农”问题的重要突破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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